从泛突厥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

——论冷战后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宋斌*①

［摘要］冷战后，土耳其改变了冷战期间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走泛突厥主义路线的外交政策。“9·11”事件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调整了外交政策，推行被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之春”以后，土耳其推行更加自主和强硬的外交政策，实现了对零问题外交的升级。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是在自身实力提升的前提下，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服务于土耳其国家利益，同时也体现了土耳其追求大国地位和谋求地区霸权的实质。

［关键词］泛突厥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调整；困境；走向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它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由于创立者是土耳其人，又称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是突厥的一支，他们原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流域，13世纪西迁至小亚细亚北部同拜占庭接壤的地区。年突厥人奥斯曼一世创立奥斯曼帝国到一战后灭亡，奥斯曼帝国延续了多年。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产生的国家，作为曾经帝国的 和现在的继承者，其对外政策深受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影响。

近代以来，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影响土耳其对外政策的三股政治思潮。冷战结束后，国际和中东地区形势发生了变化，土耳其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需要，对外交政策做了相应的调整，是实力提高的前提下谋求自主发展的体现。

一、冷战后土耳其外交调整的内容

（一）外交思想转变：从泛突厥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

泛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晚期，鞑靼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沙皇迫害 创立了“泛突厥主义”。它是一种社会思潮，其宗旨是联合突厥语民族建立所谓的“突厥语国家共同体”，范围包括土耳其、塞浦路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的新疆，遍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战前和战中，奥斯曼帝国时期泛突厥主义最为疯狂，得到土耳其青年党的公开支持。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主义取代了泛突厥主义主导地位，依据“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 ”原则，放弃了对阿拉伯和中亚地区的野心，发展和苏联、阿富汗、希腊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二战前夕，受纳粹德国鼓动，泛突厥主义形成亲纳粹势力。

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且具有半官方地位的泛突厥主义，一旦国际和地区形势出现变革动荡，它就会乘机发力。冷战爆发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土耳其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这个时期的泛突厥主义特点表现为反共、反苏、反华。

冷战结束后，五个“突厥语国家”脱离苏联，在文明冲突论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泛突厥主义沉渣泛起。时任总统厄扎尔说：“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①

年埃尔多安领导正发党上台后，推行被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正发党在随后的年、年和年连续三次选举成功，一直执政至今。新奥斯曼主义的目的，是要调整冷战后泛突厥主义追随西方的外交路线，力图转变加入欧盟失败的尴尬局面；利用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推行独立自主的多元外交，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介入中东事务，企图把土耳其打造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新奥斯曼主义把土耳其想象为穆斯林和突厥世界的 和欧亚大陆的权利中心。现任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倡导的战略纵深理论、“零问题外交”及附在它里面的三大方法和五项基本原则是新奥斯曼主义的理论支撑。该理论的提出，是要利用土耳其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因素扩展生存空间，推动其从地区性国家向全球性国家转变。

战略纵深包括地缘纵深和历史纵深。历史纵深是一个国家的特征，世界历史上八个帝国的继承国具有历史纵深，这些国家包括：英、俄、法、德、中、日、土耳其和奥匈帝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国，土耳其要繁荣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把这些文化当做现代土耳其的软实力。地缘纵深客观上要求土耳其与周边国家保持积极的互动，以实现其成为地区中心国家的目的。在他的学说里面大量借用了马汉的地缘政治学观点，强调所谓“战略堵塞点（chokepoint）”的重要性，这些堵塞点包括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他提出地理位置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十分有利，地理位置的优越给穆斯林世界带来机遇和挑战。

（二）调整周边外交政策：从挺进中亚到零问题外交

冷战后，在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政府利用突厥旗帜，强调与操相同的“突厥”语言中亚各国的联系，积极介入中亚国家事务。土耳其利用其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和独特的世俗模式，不断扩大在中亚国家中的影响。冷战后中亚国家的战略地位凸显，西方国家将此作为利益争夺的重要地区，由于中亚与西方国家在历史和文化上缺少联系，土耳其因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发展模式，成为西方进入中亚的“桥梁”，被称为“桥梁国家”。

土耳其在政治上 承认中亚五国主权，年12月卡里莫夫访问安卡拉期间，表示承认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中亚五国参加由土耳其倡导的中西亚合作组织，突厥语 不定期组织会晤。年，在土耳其的主导下，阿塞拜疆、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共同召开了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年10月，在第九届峰会中，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领导人在阿塞拜疆签署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协定。在年第十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四国成立合作委员会，峰会也被重新命名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土耳其对中东国家提供援助，推动中亚突厥语的拉丁化。经过其努力，阿塞拜疆和中亚四个突厥语国家采用土耳其文的拉丁字母，废除了俄语字母，“去苏联化”和“泛突厥化”特点显著。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经济上出现了困难，社会不稳定，土耳其为中亚国家提供贷款、资金援助和发放奖学金，在中亚设立银行；还大力支持中亚地区能源开发和运输，帮助其油气资源通往欧洲。

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调整了周边外交政策。年，达武特奥卢在《外交政策》发表一篇题为《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政策》的文章，论述零问题外交思想。零问题外交是战略纵深理论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实施，其目的是弱化“意识形态”差异，利用“软实力”化解矛盾，加强各周边国家的合作。具体内容包括：1.年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首次实现高层互访。土耳其把叙利亚视为进入阿拉伯世界的通道，斡旋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两国的和解。年10月，土、叙签订签证互免协议。2.年当选总理的埃尔多安承认库尔德人少数民族权利，与库尔德工人党实现历史性和谈。年10月，达武特奥卢会见库尔德地区政府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称库尔德自治政府成为伊拉克和土耳其之间的桥梁。3.土加强和伊朗的油气资源合作，并且在伊朗核问题上和美国政策保持距离。埃尔多安强调西方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采用了多重标准。年4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提出斡旋伊核问题。年7月，伊核问题专家级会谈在土耳其举行。土耳其积极促成外交和解，称外交途径是解决伊核问题的 方法。4.年10月，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两国政府签署“建立外交关系议定书”和“发展双边关系议定书”，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5.塞浦路斯南北分别为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控制，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塞浦路斯建立由“希族州”和“土族州”平等组成的“共同国家”政府的建议。年，土耳其接受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安南计划。

（三）大国外交政策调整：从倒向西方到独立自主

土耳其是美国实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在阐述冷战后土耳其战略地位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击俄罗斯的力量，它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①冷战期间，土耳其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前哨，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了2.59亿美元的援助。为了回报美国和西方世界，土耳其于年加入北约集团，派兵随美国参加了 。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持支持态度，希望以此来制衡俄罗斯、中国、欧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双方在中东问题、伊朗核问题和库尔德问题等问题上产生分歧：1.不再追随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年1月，总理埃尔多安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在对加沙问题进行辩论时，当众怒斥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年5月31日，以色列袭击国际救援船队，打死9名土耳其人。土耳其当即召回驻以色列大使，要求以色列赔偿道歉。2.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治权，积极推进巴内部和解。年6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会先后会见到访的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推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3.在库尔德问题上和美国产生分歧。年，土耳其议会通过越境清剿库尔德武装分子的议案。

早在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就把欧洲作为自己的目标，当时采取的手段是武力征服。近代以来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以后，把“脱亚入欧”作为基本国策。年，土耳其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交了加入申请；年，与欧共体签订《安卡拉协议》，成为欧共体的联系国；年，与欧共体签订“金融协议的附加草案”，确定加入关税同盟的路线图；年，向欧共体提出正式会员申请。年，欧共体拒绝了土耳其的申请，理由是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权状况达不到要求。年，欧盟制定严格入盟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土耳其入盟变得更加困难。年，土耳其与欧盟决定建立关税同盟。年，欧盟以经济水平落后和政治不够民主为由，把土耳其排除在候选国之外。年，在德国的推动下，土耳其成为欧盟的候选国。随着年7月克罗地亚入盟，欧盟已经经历了七次扩员，成为拥有28个成员国、人口超5亿的一体化组织，而土耳其依然被拒绝在欧盟之外。土耳其深受挫折，民众对入盟原本积极的态度发生转变。年土耳其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本国民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已从年的73%大幅下降到44%。①

（四）零问题外交升级：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

依靠软实力，缓和和协调与周边国家关系，以此来提高实力的韬光养晦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在“阿拉伯之春”后升级。乱局之后，利比亚和埃及政权先后倒台，土耳其配合北约支持利比亚反对派，首先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然后在伊斯兰国家中 个站出来呼吁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在叙利亚乱局中，土耳其从叙利亚的友好邻邦国家迅速转变为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重要力量，原因是巴沙尔没有推动改革。为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土耳其筹备承办“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庇护政府叛逃人员，在土叙边界军演，积极策动叙利亚政权更迭。这些都表明，土耳其外交在“阿拉伯之春”后发生了重要调整。

二、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战略调整，地缘格局变化

冷战之后的十年，伊斯兰世界都处于美国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中。在此期间，美国盟友的利益得到维护，伊斯兰激进势力和反美主义得到遏制。美国有效地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石油市场保持稳定。美国主导巴以和谈，并取得一些进展。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随后美国调整了战略重点，把全球的战略中心调整到中东，把消灭恐怖组织和本·拉登作为首要任务。从年海湾战争开始，美国在中东地区参与了三场战争，实力不断消耗，中东霸权也在逐渐失去。随着页岩气革命和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东在美国战略中不再那么重要。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战略中心在亚太地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使得美国无力从平衡亚太中分身。特朗普上台后强化了亚太重心的战略，重返中东的可行性不大。

美国战略转移使得美土的安全合作失去了主要动力。土耳其对美国减低了安全依赖，这为土耳其扩展外交空间提供了可能。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留下了真空地带。土耳其利用其实力增长和美国盟友的身份，不断推进自己的战略纵深战略。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后，改变了以往一味追随美国的政策，在中东和周边问题处理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土耳其特色。土美在伊核和巴以问题上都存在分歧，而在库尔德问题的分歧影响着美土关系的走向。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土美也存在分歧，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亚美尼亚大屠杀”议案。该议案遭到土耳其反对，召回驻美大使。

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国实施战略收缩政策，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大量减少，中东开始陷入混乱之中。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借口支持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民主”，把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赫等盟友扔在了一边。虽然奥巴马表态，不会真正“抛弃”以色列等其他盟友，但是很难消除土耳其被抛弃的担忧，而改变对美国的“一边倒”是防止被抛弃的 办法。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东没有往美国设想的“民主”方向发展，恐怖组织死灰复燃，伊斯兰国崛起并成为包括欧洲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叙利亚内战自年3月爆发后，迄今已造成超过25万人丧生。美国势力撤出中东地区，在没有新的大国介入的情况下，中东国家能找到的依靠力量也就剩下宗教了。乱局中，土耳其利用其宗教和地缘优势主动出击，扩大地区影响力。

（二）土耳其自身实力提升

土耳其在年和年经历了两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年土耳其正发党政府上台后，总理埃尔多安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年到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从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美元飙升至美元。同期，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从每年11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对外贸易额从每年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土耳其率先摆脱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年和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8.9%和8.5%。①

经济的快速崛起要靠完善和稳定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土耳其政治制度在经历了以强人政治和党派专政为特征的权威主义以后，还曾经历过军政斗争的历史时期，目前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西方多党制民主制度，多党制以及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把世俗、民主和宗教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土耳其模式，成为伊斯兰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

（三）泛突厥主义受挫

泛突厥主义在理论上毫无根据，在实践中受到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反对。首先从理论上来看，泛突厥主义所谓的民族统一是以分裂别的民族为代价的，“突厥民族”只是历史遗存于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幻影。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来说，“大突厥国”意味着“大土耳其国”②。而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外交政策相比较而言更加灵活和自主：（1）强调奥斯曼帝国是多文化的摇篮，突破泛突厥主义基于突厥语言和文化的限制。（2）强调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的帝国，有利于拉拢伊斯兰国家。（3）强调奥斯曼帝国是自由和多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帝国，突破了泛突厥主义主张单一主体民族。

其次从实践上来看，土耳其也逐渐看到，要想把突厥语系民族统一到土耳其一国之内，凭借其目前国力很难实现。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明确提出放弃泛突厥主义的幻想。冷战结束后，中亚突厥语各国在土耳其鼓动下曾经掀起泛突厥主义热。但是冷静下来以后才发现，泛突厥主义会和恐怖势力搅合在一起，带来强权政治，影响国家的独立和自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根，我们有着同一祖先，我们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我们长期以来是相互分离的。我建议文明地恢复业已失去的联系，尊重每个国家刚刚获得的独立和主权。③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及“东突”势力交织在一起，威胁地区安全，伊扎布特就是在泛突厥主义影响下成立的企图在“突厥斯坦”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帝国的极端组织。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受到泛突厥主义威胁的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年6月，在中国上海宣布上海合作组织为 性国际组织，坚持对三股势力施加打击。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在重压之下不得不有所收敛。另外，突厥语国家内部也不是那么团结，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对突厥语国家合作的态度并不积极。以至于在年第十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被“踢出”了峰会。

（四）入盟外交失败

土耳其有96.9%的领土在亚洲，95%的人口是穆斯林，但是土耳其人坚持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加入欧盟要求强烈。年9月民意测验统计：68.7%的人愿意并支持成为欧盟成员，9.9%的人表示反对。①

但是土耳其人加入欧盟的历程并不轻松，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峰会，对土耳其入盟列出了被土耳其人认为过于苛刻的标准，入盟的条件涉及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和市场等诸多方面，入盟的道路可谓漫长而艰辛。年正发党政府启动了入盟谈判，但是表现得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

土耳其对于欧洲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欧洲依赖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和欧洲难民问题解决等诸多问题上提供帮助，而且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友，在入盟问题上美国一直支持土耳其。有这么多的利益需求联系，欧盟拒绝土耳其，说明从现实和观念两个方面土耳其还没能达到欧盟的标准。首先，在现实方面，欧盟认为土耳其多党民主政体半总统制仍带有集权的色彩，军队作用突出，且多次发生军人政变。土耳其没有废除死刑，在库尔德问题上没能给库尔德人高度的自治权，没能从塞浦路斯撤军等诸多方面都没能达到欧盟的要求。其次，在观念方面，土耳其没有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传统。近代早期，土耳其是作为欧洲敌人的角色出现的。在长期的宗教冲突中，伊斯兰被欧洲人看作是落后、野蛮和恐怖的象征。上世纪初，土耳其驱逐犹太人、迫害基督教东正教徒和屠杀亚美尼亚人等行为强化了欧洲人的看法。欧洲人认为，接纳土耳其会造成欧洲认同的混乱，削弱欧洲一体化的理想含义，不利于欧洲的统一。

三、土耳其强势外交现实困境及走向

（一）“零问题”变“零外交”

为了增强国家主体意识，土耳其依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奥斯曼帝国历史，欲成为“中心国家”而改变冷战时期从属西方联盟“侧翼国家”的地位。正义发展党执政以后，希望把土耳其打造成为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承载地缘和历史责任的积极贡献者，外交政策风格逐渐转为强势。从本质上看，“零问题”外交是为了谨慎谋求地区 地位，而采取搁置与邻国的争议问题，缓和与邻国的关系外交政策，“零问题”外交的目标是要协调好与周边国家关系，并将其统一到土耳其的外交轨道中来。

中东地区出现乱局后，土耳其采取具有“新奥斯曼主义”色彩的强硬外交政策，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利用地区混乱扩大势力范围。政治强人埃尔多安竭力推动土耳其强势外交，而被视为继凯末尔后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年1月12日，他在演讲时谴责针对土耳其的恐袭，同时批判了土耳其政府的反对者，其中包括美国 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埃尔多安说：“选边站队吧，要么站在土耳其政府一边，要么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这和“9·11”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新保守主义反恐宣言“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边，要么就是与我们作对”如出一辙。土耳其的纵深理论被与小布什采取的先发制人、防御性打击和政权更迭为特征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相类比，埃尔多安也被称为“新时代的苏丹”。土耳其的强势外交不仅让土耳其经济受损，政局不稳，而且令其多年努力的“零问题”成果付诸东流。

（1）周边外交陷入困境。土耳其国家定位发生变化，“零问题”外交时期土耳其执行搁置和周边国家的争议，调节周边国家之间矛盾的基于现实政治的平衡外交政策；而在突尼斯政变以后，土耳其的外交冒险性增强，地区中心国家的战略定位凸显。外交实践中，土耳其以支持民主为借口公开支持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以及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导致土与中东多国关系陷入紧张甚至敌对的状态，面临被孤立的尴尬境地。①因为误判阿萨德政权会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很快被西方推翻，土耳其公开支持推翻阿萨德政府，致使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关系跌至低谷；错误支持被塞西发动军人政变推翻的穆尔西领导的穆兄会，土耳其在埃及的投资化为泡影。从外交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土耳其与传统的同盟分离，以理想化的“战略身份”作为“现实身份”，并在与周边国家进行对外交往时，制定超出自身能力的对外目标，使土耳其外交陷入困境。冷战后“泛突厥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和“零问题”指导下的外交及在中东乱局后的高调介入，都体现了土耳其积极建构并主导地区秩序的构想。强势外交的失败，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地区局势，另一方面因为土耳其目前尚不具备在周边国家强力推行“土耳其模式”的能力。在安全上，美俄等西方大国决定着地区局势，而土耳其只能参与和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既无力为周边国家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也不可能决定安全局势的走向。在经济上，土耳其无力推动地区经济的整合，没有办法通过经济手段改善地区局势。

（2）美土关系趋紧。美国和土耳其于年恢复外交关系，在冷战期间美土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和《军事互助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土耳其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共同抵抗苏联。年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土在冷战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埃尔多安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了在年土耳其建国周年时进入世界10强的目标，为了重塑大国地位，改变了对美国唯命是从的外交取向，很难再与美国的步调一致。美国缩减在中东的战略投入后，希望土耳其继续发挥铁杆伙伴的作用，在反恐与遏制俄罗斯向前苏地区扩张势力方面发力。而埃尔多安政府穆斯林世界的“带头大哥”举动和成为地区中心国家的思想着实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担忧。

土耳其建国后，一直受库尔德分离主义“梦魇”的困扰，把应对库尔德人的威胁作为优先考虑的国家战略，对库尔德工人党采取高压政策，并借反恐的旗号予以打击。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把库尔德人当成中东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棋子，支持库尔德武装力量，这也成为美土矛盾的重要原因。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和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美国希望土耳其能够发挥地理上的优势，充当美国的反恐先锋。而土耳其把库尔德人作为主要的反恐目标，不愿意满足美国提出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要求。埃尔多安多次重申：“我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打击其他伊斯兰国家行动的跳板。”②一方面土耳其是害怕因此遭受“伊斯兰国”的报复，另一方面害怕美国利用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暗地里支持叙境内库尔德武装。

（3）美土在引渡居伦问题上存在分歧。年7月15日土耳其政变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声称流亡美国的宗教人士居伦就是政变领导人，并一再要求引渡居伦到土耳其审判。美国坚持要求土方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居伦参与政变策划。美国的态度引起了土耳其的不满，该问题检验着美土之间的友谊。

（4）击落俄战机事件恶化土俄关系。土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对立，土出于对俄空袭叙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强烈反对，击落一架俄罗斯苏-24战机。土俄关系迅速恶化。俄在军事上采取了断绝和土耳其一切联系，并在土边境为土战机划定禁飞区的制裁措施。此外，俄在经济上也对土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

（二）土耳其外交突围及走向

土耳其的强势外交让其在地区陷入孤立的境地，曾经让土耳其人炫耀的“零问题外交”如今已经沦为全是问题、四面树敌的“零外交”。土耳其独自吞下击落俄罗斯战机的苦果，而没有等来美国的支持和同情。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失败一定程度冲击了国内安全形势，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斯兰国不断袭扰土耳其安全，军事政变威胁政权稳定。

如果说正发党执政以来的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以阿拉伯之春为界限，土耳其经历了成功的“零问题”外交到失误频频的“零外交”的转变。而目前土耳其处于冒进外交失败后，回归 阶段理性务实外交的第三阶段。军事政变后，美土关系虽然面临调整，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土同盟关系不会根本改变。被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称之为“无所适从的国家”的土耳其，从目前看难以决心离开与美欧合作的跨大西洋同盟体系，但在同盟体系内部难以得到重视，又要在跨大西洋同盟外寻找临时伙伴或“盟友”。①

年6月，土耳其宣布与以色列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击落战机事件向俄总统普京致道歉信。土耳其突然服软的外交举动反映了土耳其试图从强势外交造成的窘迫处境中突围的愿望，也被认为是为了避免因袭机事件而进一步遭受报复，同时增加在和西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博弈筹码的重要举措，土耳其今后会继续巩固和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

美国战略东移已成现实，中东地区将面临美国撤离后的新的大国博弈。中东现在的乱局需要土耳其，然而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二流实力国家的土耳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处理周边基于宗教、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冲突，土耳其在博弈中推行强硬外交和谋求霸权的战略是没有出路的。

未来土耳其要想在外交上取得成功，一方面要发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经验、民族主义的凯末尔改革、欧洲化和现代化的西化政策等土耳其传统的外交资源的作用。②另一方面要和周边国家开展高规格的政治对话和战略沟通，要增加和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从经济入手改变政治上的分歧。通过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要承认地区差异的存在，积极促成地区不同宗教、文化的和平共处。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受到太多因素的左右，重要的地理位置、传统的宗教信仰、悠久的奥斯曼帝国情结和国内政治发展等共同决定了未来土耳其外交出现剧烈反复的可能性，然而土耳其追逐大国地位的雄心不会改变，这也决定了土耳其在很长的时间内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或抉择。

FromPan-TurkismtoNeo-Ottomanism：TurkishForeignPolicyAdjustmentaftertheColdWar

SONGBin

Abstract：Afterthecoldwar，TurkeychangeditspolicyfromfollowingtheUnitedStatesindiplomacyinaone-sidedmannerduringthecoldwarperiodtopursuingPan-Turkismwhenconductingitsforeignaffairs.After9/11，theJusticeandDevelopmentParty（AKP）hasaccordinglyadjustedTurkey’sdiplomaticpolicyafteritbecametherulingparty，andtheso-calledNeo-Ottomanismhasbeenimplementedtoguideitsforeignpolicy.AftertheArabSpring，Turkey’sforeignpolicyhasbe